祖国70周年华诞之际，大部分城投公司也迎来了成年礼。遍及960万平方公里的一万多家城投公司，像集结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战士，映射着强国战略的影子。

——题记

前段时间在忙着筹办一个行业研讨会，关于政府项目投融资模式重构，关于老生常谈的平台公司转型，还尝试地搞了一个产融对接环节。在行业技术壁垒逐渐打破的信息时代，笔者所处的咨询行业竞争也在加剧，围绕城投生态圈的各类咨询和研究机构目不暇接，每个政策波动都能引起行业内外的意见领袖们集体高潮。与以往不同，很多城投公司此次参会的目的是为了产融对接，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笔者所在的城投行业咨询公司尚且需要在山寨乱流之中逐一个一骑绝尘，深处时代旋涡的城投公司想要在大浪淘沙之下谋个“华丽转身”，如同搞塔罗牌占卜的年轻人，从有限的牌面解说无限的可能，你说可能吧，也难。

“信息爆炸的结果是信息冗余，鱼龙混杂，所以能做一场高口碑的研讨会并不容易。”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李姓同事在筹办会议时说，“所幸，来的人挺多，超出了预期”。

“以往啊，城投是借新债、还旧债，债债有偿；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现在不一样了，城投也是个大人了，学会自己转型了。”笔者的老板丁博士在接待了一波又一波“门诊”客人后擦了擦眼镜，感慨道。

笔者在处女作《干城投的，都不容易》中就说过，平台公司此前的生存环境过于宽松，普遍比较“滋润”。当前，政策突然收紧，多数平台公司面临茫然窘境，同时也在尝试着探索转型。受制于2017年以来各类监管要求的影响，平台公司一哄而上提出转型，并成为行业热点，此间更是多个平台公司声明退出政府融资平台，宣称转型成功。笔者扳手指数了下，截止2018年12月31日，银监会融资平台监管名单共有11737家公司，其中9027家仍按融资平台管理，另外2710家已经退出融资平台；仅在2018年，就有151家城投公司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数量创近5年以来新高。深究发现，不少所谓转型成功的平台公司在政府关系、人员身份、政府债务、项目结构、业务收入、法人治理、激励机制等方面或多或少依然有着浓厚的政府性色彩或公益性属性。因而，其所谓的“转型”空有其名、名不副实。

在2018年以来严监管的背景下，特别是隐性债务管理和预算强约束的要求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平台公司，已然感觉“挂羊头卖狗肉”式的转型纯属自欺欺人，不仅金融机构不认，还会带来隐性债务风险，一旦造成违约事件更是波及和影响整个地区的信用。为此，部分地区按照“市场化、实体化、多元化、规范化”的原则谋划平台公司实质转型，这从我们公众号此前陆续推送的各地经验做法中可见端倪。

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在推动城投公司转型的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不需要转型”—“持观望、犹豫和侥幸态度”—“想转型却找不到路径”—“部分地区转型取得实效”等四个阶段。不管城投公司是真转型还是假转型，自2018年开始各地已经纷纷开始积极推动此项工作，同时也有多地通过整合重组取得城投转型的实质性进展。

这一轮平台转型的契机与过去不同，不是公用事业改革、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单兵冒进后的“因”，也不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造壳装资产的“果”，而是财政预算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体制改革进程汇集于同一时点的必然产物。不要说这一轮了，哪一轮转型都不容易，哪一行转型都不容易。此前，不乏头部地产大佬喊出“活下去”的口号，说明在行业深度调控下想持续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何况坊间曾传闻一年死了那么多家小房企。

“即便形势如此严峻，但地方平台公司肯定还是需要存在的，不仅需要存在，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然对地方而言单纯依靠财力发展真的很难”，某中部县区的一位主政领导跟笔者如是说，他深吸了一口烟，眼神里像是藏了一个苏格拉底，“所以啊，像我们这样县一级的平台公司是肯定需要转型的，不说多成功吧，但起码要转出个样子，别整天依靠我财政帮你解决还本付息问题，同时依靠平台公司走上正轨后给地方发展带来帮助”。

那么怎样理解转型得还算可以？

笔者认为，企业的转型成功，是通过多方面的变革和调整，提升管理效率，改善经营效益，进而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然而，政府融资平台作为一种带有特殊目的的企业，可以参照企业成功转型的要求，但严格按照企业转型成功的标准加以衡量不甚妥当，甚至有些苛刻。笔者结合长期跟踪和研究政府融资平台的经验来看，认为平台公司是否转型成功，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判断或思考：

1、是否具备了市场化经营的理念？

2、是否布局和开展了市场化业务？

3、是否具有一定的市场化融资能力？

4、是否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

5、是否防范和控制了平台公司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诚然，对于一般的政府融资平台而言，上述问题全部回答“是”还不算是完全转型成功，但至少已经是迈向成功的标志。这当中，政府性项目是不是太多，政府依赖程度是不是太大，市场化经营收益是不是太少等因素，已然显得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在面临债务压力、濒临存亡甚至破产关口的县级政府融资平台，自力更生并好好活着，也还算体面了吧？当然了，这只是转型的最低层次的要求，在实际过程中，不乏像上海城投、天津城投、合肥建投等坐拥几千亿资产，控股上市公司，实体化业务和多元化融资让人艳羡的“领头羊”。

上回说，城投转型，战术比战略更重要。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没有成熟的拿来主义，良好的开始，便已经成功了一半。在实质性推进方面，依托整合重组、资产注入等推动城投公司转型发展的屡见不鲜。比如，去年12月，根据宁乡市委、市政府关于市域平台公司整合的工作部署，宁乡城投集团负责整合市域内26家国有公司（含13家融资平台公司）组建宁乡市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正式挂牌；今年9月，仪征市城发集团揭牌，整合原建发公司以及住建局、水利局等6家主管单位计49家企业整合而成，总资产达450多亿元；前不久，笔者参与的长沙市政府投融资平台整合也落下实锤，以长沙城投和长沙先导控股两大集团为主体联合重组的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总资产超2000亿元，员工近3000人，成为长沙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就跟读大学那会一样，平时可以假装学习，但是期末考试不配合你。城投转型也是一群人高谈阔论、杳无下文，一群人横刀立马、真枪实干，两极分化严重的很。笔者搜罗了下公司的案例数据库，发现还是有不少城投转的还可以：

比如，“首屈一指”的自然是城投鼻祖——上海城投，依托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地方经济发展实力，上海城投十几年前就开始谋划转型，坐拥多家上市公司，近期又是组建了财务公司，再次拉开了城投公司的差距。

比如，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新星——合肥市，市属主要平台公司——合肥建投，在合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体制改革、资产整合注入、产业导入、政策支持等等，让合肥建投在转型道路上也是特征鲜明，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自行了解。

再比如，处于东北地区的长春，拥有多个平台公司，其中有一家叫长春润德的平台公司依托于“建筑产业化”也是在转型过程中尝到了甜头。

此外，还有天津、银川、泉州、徐州、连云港、株洲、巴彦淖尔、兖州、莘县等多个地方的平台公司的转型工作都是可圈可点，甚至值得称道。

上述提到的这些地方有的条件好，有的条件差。但总的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地方领导的大力推动和有效支持，二是平台公司的主动作为和敢于担当。此前有一篇“城投转型的重任到底靠谁”做了类似分析。

这两天，贵州省也是大动作不断，虽然地理位置不好，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但是省里牵头输出高级别政府的信用，通过信用的力量传导，一方面缓解融资困局，另一方面也为城投转型换来了喘息的机会，值得期待。

有正就有反，比如前段时间被大大点名国企深化改革滞后的东三省，应该主动谋划、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企改革是东北振兴的重要一环，国有资本布局对于带动社会资本投资具有示范作用。再比如债务高企的华北某省，不被动但也不主动，中庸之道有利也有弊，部分县区级债务负担巨大，资金链岌岌可危，也没见得在投融资平台改革方面有多大进展，但没有自救，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积极主动的干事态度决定地方发展的高度，清晰正确的工作思路决定地方未来的出路。”西北某省级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在会后握着笔者的手如是说到，握得很用力，显然受到了鼓舞，“我很亢奋，这几天见到了全国各地的城投公司老总，他们做的都很棒，我们跟别人差距太大了，明天回去就要推转型了，不干不行。”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像是从她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那身影也是深藏功与名。

“我没办法评判我们做得怎么样，我只知道我们开始做转型了，虽然他们员工还并没有因此多拿一分钱，但是精神风貌好了很多。我觉得这就是转型的价值，就这样。”笔者另一个客户在回答管委会领导的关切时说到，道理说是浅显，眉宇间却又闪着智慧的光芒，当然这个地方的平台公司在该市一众领导的支持下，确实也发展的不错。就如同我们的国家发展历程，城投公司的发展也一样，想必管委会领导在下飞机后会开启一段新的因果。

城投已经迎来了成年礼，行业到了成熟期，像是地中海的岸线总会不经意间在头顶蔓延，两极分化也开始显现。市面上的专家们关于转型的方法论不胜枚举，仿佛下一届诺尔贝经济学奖必然在我国诞生。但凡事都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必然，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智者当顺势而为、借力而行。

“正道儿”都指明了，等大家都上了快车道，而后发者望其项背的那一天，烟估计也不好抽了。毕竟，“十四五”就要来了。